文史丨古代监察，如何发现违法线索？

权力是一把双刃剑。官员的权力既可以用于兴利除弊、造福百姓，又可能成为营私舞弊、贪赃枉法的工具。正因为官员掌有权力，其违法行为往往更加隐蔽。如何有效发现官员的违法线索，始终是历代监察面临的重要问题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源远流长，通过不断的实践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。这些实践探索，不仅为当时的吏治肃清提供支撑，而且为今天的权力监督留下可资借鉴的启示。

[三国孙吴] 上报文书简，长23.6厘米宽3.4厘米厚0.4厘米，1996年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出土。木质，属孙吴时期上报文书。该文书由仓吏潘虑向郡的长官汇报，详细记载了州中仓仓吏郭勋、马钦两人十二月份接收百姓缴纳八亿钱准米的数量。长沙简牍博物馆藏

纸上追踪：通过文书审查发现线索

中国古代行政文书制度建立较早。秦时以“书同文”强调统一，而汉代则确立“章、奏、表、议”的文书类型化管理。秦汉时对官员政绩进行考核的“上计”制度，就是建立在较为完备的文书制度基础之上。汉武帝时，长沙国临湘县向中央输送特产，经上级机构核对计簿，发现实际接收数量与账面记录不符，最终认定官员有“计误”责任。文书核查还是发现贪污腐败的重要方法。三国吴嘉禾二年（233）时，上级官员在检查长沙郡的官盐簿时发现，负责此事的地方小吏许迪，在卖盐记录中只记录卖盐之数和得米之数，却将最重要的盐米比价忽略，似有失职。嘉禾四年（235），当值官员廖咨核查相关账目时发现，许迪有贪污盐银的嫌疑。虽然许迪在审讯中翻供，但有官方账簿的确凿证据，最终认罪。

文书是行政过程的真实记录，中国古代对文书核查逐渐规范化。唐代初步形成“勾检”制度，宋代则有“点检案卷”制度，对文书进行定期核查。南宋理宗端平年间（1234-1236），监察御史吴昌裔核查案卷时发现一桩陈年积案，州县官不敢作出判决。经过认真调查，吴昌裔发现，此案名为田产争讼，实为宋代宗室、兵部尚书赵善湘的两个儿子占夺百姓土地。吴昌裔收集证据后连续上书弹劾，最终兄弟二人受到惩罚。

元代建立更为严格的“照刷文卷”制度，御史台在纠弹百官犯罪时，把“刷磨诸司案牍”作为发现案件线索的常规监察方法。元世祖时，桑哥因擅长理财被世祖任命为尚书右丞相，桑哥恃宠而骄，御史畏其威势，不敢多言，查验文书时也多受其摆布。世祖欲治其罪，桑哥以已过御史照刷的文书自辩。侍御史杜思敬详核文卷，指出桑哥等人破拆文书、择有利者奏对。近侍阇里指出，文书以朱印封缝，以防止舞弊。桑哥破印拆卷与人争辩，不敢示人的文卷中定有问题。最终桑哥服罪。

明清行政文书繁多，包括呈文、咨文、移会、照会等数十种往来文书，以及各类档册、簿籍、清册等文卷。朱元璋对官吏贪腐行为极为痛恨，常亲自查阅相关账籍文卷。洪武十八年（1385），御史余敏、丁廷举等举报户部侍郎郭桓等人有贪污侵吞秋粮之嫌。朱元璋闻听下令彻查，调阅大量户部账册和收支记录，通过比对各地上报的税粮数字与户部各仓现存粮食数量，发现入库数与应征数严重不符。可见，审查文卷、账册在经济类案件的线索发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“照刷文卷”是对各级官府存档的账籍文书进行定期核查，而奏章是古代官员直接上呈皇帝的文书，核查其内容同样可以发现违法线索。顺治时，刑科给事中魏象枢通过比对两份不同奏折，以此发现官员的犯罪事实。时任安徽东流知县的邓继球，隐瞒并侵吞九百余两芦田税赋。江南总督马国柱上疏弹劾。安徽巡抚王懩收受邓继球三千两白银，上奏为其辩护。刑科给事中魏象枢将王懩的奏折与马国柱的奏折进行对比，发现明显破绽。顺治帝下令彻查，邓继球被严惩，王懩被罢免官职。

中国古代严格的文书制度为发现违法线索打下根基，文书使得各级行政行为“有据可查，有迹可循”。文书有着规范化的记录和流转程序，不仅提高了政务运行的透明度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的腐败。

嵌入监督：抵近权力场域捕捉线索

官员在具体行政活动中行使权力，也在这一过程中违法犯罪。监察官员只有熟悉行政过程，甚至参与行政过程，以抵近监督的方式开展监察，才能更有效地发现违法行为。唐宋时，这种抵近监察就逐渐形成制度，如宋神宗曾下诏：“御史台秋冬季序差御史一员，赴三省点检诸房文字稽滞，毋得干预其事及见执政”。尽管此处专为检查“文字稽滞”，但是这一安排也为御史提供了抵近监督的渠道。

监察官员参与官员的政绩考核，既可以防止考核中的徇私舞弊，又可以发现官员日常行政中的问题。明清时，都察院参与出题、评判等考核全过程。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），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京察大计，“九江知府沈铁尝为衡州同知，发巡抚秦燿罪，江西提学佥事马犹龙尝为刑部主事，定御史祝大舟赃贿，遂为庇者所恶。考功郎蒋时馨黜之，丕扬不能察”，而监察御史赵文炳则收集证据，对之加以弹劾。

科举考试是徇私舞弊多发之处，监察官员参与科举考试，严格监督考试过程和阅卷，以此发现违法线索。明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，在顺天府乡试中，给事中辛自修、邓楚望与御史罗元祯担任科场监试官，通过现场巡察、核对考生身份与资格，当场查获生员章礼等五人假冒顺天府户籍应考，以及监生项元深等三人夹带作弊、私通关节。进一步追查发现，项元深系礼部主事戚元佐同乡，戚元佐存在徇私引荐、关照舞弊考生之嫌；户部尚书高燿为子打通关节，安排其弟高灿出任同考官。此案由监察官员在科场监督履职中直接发现线索，成为明代科场监察的典型案例。

咸丰八年（1858），在顺天乡试中，监察御史孟传金对考生所答试卷进行“磨勘”，审查考生所交墨卷与经过誊抄、准备交由考官批阅的朱卷是否一致。孟传金发现，有一份墨卷与朱卷的内容不符，朱卷改动了墨卷上七处错别字，遂上奏咸丰帝。咸丰帝调阅试卷，发现多达五十份问题卷。其中，考生罗鸿绎的试卷错别字达三百余字，仍中举。最终，主考官柏葰被处斩立决，同考官浦安、兵部主事李鹤龄、考生罗鸿绎照例斩决，受处罚者九十余人。

司法审判是权力交织的场域，易生贪腐大案。中国古代早有监察官员参与案件审理的传统。西汉时，“廷尉梁相与丞相长史、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杂治东平王云狱”，“贺良等反道惑众，奸态当穷竟，皆下狱，光禄勋平当、光禄大夫毛莫如与御史中丞、廷尉杂治”。被纠察和监督的官员移送司法机关审判后，御史作为前期的“问题发现者”参与审判。

元代对监察官员参与司法审判已有详细的制度规定。《设立宪台格例》第3条规定：“诸诉讼人等先从本管官司陈告。如理断不当，赴中书省陈告，究问归着，若中书省看循或理断不当，许御史台纠弹”。元成宗大德年间（1297—1307），浙西肃政廉访使张珪，发现盐司官员以奸诈手段牟利、欺上瞒下的线索，准备上奏弹劾。涉案官员闻知，便贿赂元成宗身边的近臣，诬告张珪施行巫术以阻挠盐法的实施。元成宗下令御史台官员参与中书省审讯，张珪的清白得以恢复，盐运司官员最终“皆服罪”。

明清时代，监察御史在“圆审”“会审”“热审”“秋审”及地方各级案件中，承担审判和监督职责。清同治年间，余杭知县刘锡彤和杭州知府陈鲁草率定案，致杨乃武判斩立决，小白菜判凌迟。都察院接杨家人申诉，案件发回浙江重审，按察使蒯贺荪、巡抚杨昌浚及学政胡瑞澜复审均维持原判。刑科给事中王书瑞上奏指杨昌浚偏袒、官官相护，户科给事中边宝泉上奏指出胡瑞澜办案疑点及案卷材料被“弥缝”，请求刑部提审。最终，中央组织由都察院参与的三法司重审，案情大白。两位监察官员对司法过程的深入了解和线索探寻，是冤狱得以平反的直接动力。

对权力的抵近监督，需智勇兼备。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，监察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、山东布政使于易简徇私枉法，向各州县索要贿赂，导致各地府库亏空。乾隆命户部尚书和珅、左都御史刘墉及钱沣前往查办。和珅暗中袒护，派人送信让国泰向商人借银充实府库。钱沣跟踪送信仆从，搜出国泰回信，获得案件重要线索。钱沣到达济南后力主查验库银，发现库银成色混杂，国泰和于易简最终认罪伏法。钱沣不畏权臣，并借助非常手段获得案件线索，其勇气可嘉。

巡行察访：通过实地巡察发现线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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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官员在各地执行政务，其政绩好坏及是否违法，均需接受有效监督。最初，天子巡狩四方以加强对地方的监督，随着官僚制度的发展，巡察四方逐渐成为监察官员的重要职责。汉武帝时，将全国分为十三州部，每部设刺史一人，以《六条问事》为职责规范，定期巡察郡国，从此巡察成为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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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武为汉宣帝时的扬州刺史。何武巡察地方时，先至学宫与官学生交流地方政务得失，再到传舍向农民核实农情，做到心中有数才面见当地主政官员。何武还亲自审录囚徒，调查冤狱。时任九江太守的戴圣是《小戴礼记》的作者，虽为当时的儒学大家，但其在治理地方时多有不法。何武查得证据后，故意公开奏章内容加以弹劾，最终迫使戴圣辞职。

西汉时期，除刺史巡察地方外，还派出大中大夫等官员“循行天下”“览观风俗，察吏得失”。魏晋时期巡察进一步制度化，晋武帝时制定《察长吏八条》，对巡察地方作出详细规定。至隋唐，巡察制度进一步完善。隋代专设司隶台巡察地方，唐代将全国分为十五道监察区，每道设观察使，实行“分道巡按”，并颁布《巡察六条》作为专门法规。

唐宪宗元和四年（809），监察御史元稹赴剑南东川道查案，先后发现泸州刺史刘文翼涉嫌贪污、前任东川节度使严砺涉嫌违法。严砺利用职权，将无辜百姓诬称为叛贼同党，非法没收辖区内八十八户人家的家产，以此充实个人财产。此外，严砺还擅自加征草料增加百姓负担。元稹在奏章中详细列明具体数据。若非深入实地调查，很难得到如此翔实的证据。

宋代为防止监察官员在地方坐大，先后设置转运使、提点刑狱司等地方监司。绍兴二十六年（1156），宋高宗要求监司到任后须“遍诣所部，税赋之足否，财用之多寡，民情之休戚，官吏之勤惰，悉加访问”。元代则是将官员外派，称行御史台，后又设肃政廉访司，定期巡察州县。明代设十三道监察御史，分省监察，另设有巡按御史，以天子名义巡察四方。此为古代典型的巡察制度。

明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，监察御史左光斗奉命巡视京城中城，从一批自称“候补官员”的可疑人员中发现异常。贡生李友芝、郭希孟等人与吏部胥吏往来密切，却查询不到铨选履历。左光斗顺藤摸瓜，缴获假印七十余枚，逮捕假官一百余人，主使金鼎臣被处以极刑，“辇下震悚”。此案是明代监察御史在巡察中，通过深入一线发现案件线索的典型案例。

明代的按察使常兼监察御史之职，其职责同样是巡行地方、查获不法。明成祖时，监察御史、浙江按察使周新常微服巡察州县。某次，为获取某个县令的违法线索，周新假扮成普通百姓，故意触怒县令。县令想对他拷打重罚，又听说按察使将来巡察，遂暂将周新关入大牢，留待之后惩治。周新利用进入牢房的机会，在狱中向囚犯了解情况，掌握县令贪污证据。随后，周新向狱卒亮明身份，县令得知大惊，匆忙前来谢罪。周新则利用狱中访察所获证据，弹劾罢免该县令。

清沿明制，监察御史增设至二十道，以督抚代替巡按御史，都察院最高长官左都御史有巡察地方的责任。乾隆三年（1738）冬，都察院左都御史索柱出京办差，途经雄县时，看到田地中水连数十里，大量土地遭灾。百姓指称，知县彭体仁隐瞒灾情、不予救济。索柱实地察访核实后上奏，经直隶总督孙嘉淦复查，知县彭体仁被革职。可见，从百姓处直接获取信息，有助于发现官员的违法情况。

电视剧《墨雨云间》女主角击鼓鸣冤的场景

下情上达：从民间告发中搜集线索

允许百姓上告是获得官员违法线索的重要渠道，中国古代王朝多允许百姓上告，如北魏明元帝神瑞元年（414）下诏：“守宰不如法，听百姓诣阙告之”，而太武帝于太延三年（437）也指示：“夫法之不用，自上犯之，其令天下吏民，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”。为方便百姓上书告冤，还设有“路鼓”“肺石”。至魏晋南北朝，上告成为制度，朝堂外置有登闻鼓，允许百姓击鼓鸣冤。

唐代还规定，百姓击鼓告状，主管官吏必须立即受理，拒不受理者按失职论处。唐德宗贞元年间（约792），侍御史穆赞受理已故陕虢观察使卢岳的侍妾裴氏争产案。裴氏为卢岳育有一子，卢岳死后，其正妻拒绝分给财产。裴氏母子遂向官府提起诉讼。御史中丞卢佋是卢岳的同宗族人，私下要求穆赞对裴氏处以重罪。穆赞坚持秉公审断，维护裴氏母子权益，因此得罪卢佋。卢佋串通宰相窦参，指使侍御史杜伦罗织罪名，将穆赞逮捕下狱。其弟穆赏敲登闻鼓鸣冤。唐德宗命三法司重审，查明真相，穆赞平反，后历任刑部郎中、御史中丞等要职。

宋朝设登闻鼓院、登闻检院等专门机构，负责受理百姓上诉、举告和请愿。此前由皇帝、中央高级官吏进行的非制度化采风，全部转归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办理。鼓院负责采集和接纳百姓的意见，若不受理或处理不公，百姓可向检院进状；若检院仍处理不公，可向御史台告发。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（984），开封寡妇刘氏因通奸怕被继子王元吉告发，反诬其在食物中下毒。开封府主审官韩昭裔以酷刑“鼠弹筝”逼供，王元吉屈打成招。其妻张氏敲登闻鼓鸣冤。宋太宗命御史台重审，查明刘氏诬告。主审官韩昭裔、推官张雍在审判中失职，皆免官，受贿吏员等“决杖流放海岛”。太宗还下诏，禁止在办案中使用“鼠弹筝”等拷讯手段。

明洪武元年（1368），明太祖朱元璋在午门外设登闻鼓，由监察御史值守。凡民间词讼，经府州县及按察司审理，仍觉不公，或有冤抑机密重情，可击登闻鼓。监察御史须立刻上奏；擅自阻隔者也要获罪。清沿明制，仍有登闻鼓的设置，进一步区分为叩阍与京控，程序有别。都察院深度介入百姓的上告，制度更加规范化。

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，南城御史高永印接获浙江百姓孙吉士控告，指称两浙巡盐御史杭启和常锡印，有额外摊派和勒索百姓钱财的罪行。康熙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之芳、吏部郎中宜昌阿、刑部郎中葛思泰，共同前往浙江查案，后查明孙吉士所告各项罪名均属实，最终二人被处“绞监候”。

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有尼僧罗柴氏京控。贡生陈学愈因买房与罗柴氏发生争执，遂勾结差役捏造罗柴氏“邪教惑众”罪名。浙江按察使万国宣未经核实便下令捉拿。罗柴氏与庵内尼姑五人投井，三人溺亡。万国宣与巡抚常安受幕宾、书吏贿赂，草率结案，将罗柴氏跳井事件定性为“畏罪自尽”。罗柴氏幸免于难，赴京向都察院控告，最终陈学愈正法，按察使万国宣革职。

遭受欺压的百姓往往能够提供真切的案件线索，因此，建立百姓直接上告的制度，恰恰是发现违法线索的重要渠道。古代监察制度高度重视这一渠道，不仅设置完备的程序，而且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，既可以有效打击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，又防止上告被滥用。

（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导夏扬。本文选自《人民论坛》杂志2026年第11期，内容略有删减）